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成立于瓦窑堡，后迁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延安城内原学府衙门（今址），3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林彪任校长。1938年11月，校舍被日本飞机炸毁。1964年在校址上修建了抗大校史陈列室，2003年在原址上修复了抗大校门，并修建了抗大纪念馆，2004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其前身是“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为此名，校址在延安，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历史业绩而建的一个专题性纪念馆。隶属于延安市文物局。抗大纪念馆于2001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展示基地”，2002年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国防教育基地。

纪念馆总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其中展厅占1200平方米。分为六个单元两个展室，一楼展厅展出了第一、二、三单元；二楼展厅展出了第四、五、六单元。共展出馆藏文物、新征集文物162件，珍贵历史文献、照片和丰富的图表资料445幅。运用半景画、场景复原和仿真雕塑等艺术手法和高科技、多媒体等先进技术手段，集声、光、电为一体，以时间顺序布展抗战时期抗大的创建、发展，向观众全面展示了抗大的历史风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抗大的战斗历程和辉煌业绩。

在展墙设计上，以融人具有陕北地方特色的建筑语言符号为艺术元素，艺术性地将抗大窑洞造型成不同形式的展墙，适当地穿插灯箱、展台、景观场景、背景墙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感。同时结合时代背景设计了“书桌式”、“磨盘式”展柜，形象地表现了艰苦活泼的抗大校园生活。为防止展品遭受自然光损害，照明设计采用以人工照明为主，局部自然光为辅，突出景观和重点文物的照明，使光线重点明快，总体柔和，烘托出整体的陈列内容和环境的和谐统一。

1996年10月14日被公布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5月25日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延伸阅读：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

延安时期，为了宣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亲自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讲哲学课。毛泽东讲课旁征博引、幽默风趣，深受学生欢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

“抗大”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20多所高校中最负盛名的一所大学。毛泽东特别重视“抗大”，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还多次到“抗大”讲哲学课和作形势报告。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为了给“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撰写了讲授提纲《辩证法唯物论》，后来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部分。20多年后的1960年，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回忆起他在“抗大”当哲学教师的情况：“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矛盾论》的时候又回忆道：“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毛泽东在“抗大”上哲学课，是因为哲学是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唯物辩证法是最正确最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部分，是毛泽东为了从哲学上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露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都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哲学依据的，最终都是为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服务的。毛泽东的这两篇演讲，既是对“抗大”广大师生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也是一次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

“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

毛泽东早年曾在培养小学教员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可以说具备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基本职业素养。为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毛泽东十分注重教学方法，倡导和坚持“启发式”教学。毛泽东在“抗大”上哲学课时，通常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运用从近到远，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等具体方法，循循善诱，引导学员了解新的知识。讲完提纲上的问题后，毛泽东还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抗大”讲课的基本方式有了飞跃：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听课者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面，从问题的发展过程中了解到问题发展的规律与法则。

毛泽东在“抗大”上哲学课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将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及时地充实到教学内容中，而且用实际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当时根据地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的做法，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还提出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在“抗大”上哲学课时，每次都是半天时间，中间休息20分钟。毛泽东往往利用休息时间找学员拉话，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因而毛泽东讲课始终联系抗战和学生的实际，既具有时效性，也很接地气。

哲学是比较抽象的，很多人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深奥难懂”“一般人没有学会的可能”，在“抗大”这样的背景下讲好哲学也是比较困难的。为了使学员能够听懂、接受哲学，毛泽东讲课时语言幽默，简洁明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曾指出：“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例如，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的例子。在讲《实践论》时，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例子，来说明要获得真知，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道理。

“毛主席的话，讲到我们心窝里去了”

为了上好哲学课，毛泽东在备课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起初，不少人都以为，像毛泽东这样的大学问家，给大家讲课还用准备吗?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每一次讲课，都是认真准备的。他常说，共产党人最讲究“认真”二字。为了准备上课，毛泽东常常要用几天几夜的时间精心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著作，并写了几万字的批注。毛泽东曾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花了4夜3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正因为毛泽东精心备课，准备充分，上课时深入浅出，形式多样，语言生动风趣，才受到学生的欢迎，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抗大”许多当年听课学员的共同反映是：“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语言、思想、风采，像阳光沐浴着我们，像春风吹拂着我们火热的心”“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毛主席的话，讲到我们心窝里去了”。当时“抗大”学员来源复杂，文化层次不一，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听了毛泽东讲的哲学课，“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吸引着每一个人。

“抗大”许多学员还清楚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毛泽东讲到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的人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曾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况，于是，一个学员没等毛泽东讲完，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由此可见毛泽东讲哲学课的效果了。

一把钥匙开了万把锁

毛主席一贯十分重视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工作。1937年初,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由保安迁到了延安。这年六月,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毛主席决定将“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并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38年3月,毛主席为抗大亲笔题词,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抗大的重要问题,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从学生的来源到学生的思想情况,从教职员工的配备、提高,到建校劳动和生活管理等等,毛主席都时时作具体指示。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毛主席还经常抽时间给抗大学员讲课,作报告。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大从小到大,为党培养了十几万坚强的革命干部。

1936年底,红大还在保安的时候,毛主席多次为学员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常常讲到深夜,才摸黑沿着山路往回走。

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每次讲课前,毛主席总要花上些时间了解学员和干部的思想情况,然后把讲课提纲发给大家。讲课时,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深人浅出,生动活泼。一次,主席给学员和部分干部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时说:唯物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炮子是可以打死人的,这是普通的常识。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就不懂得这些,好像人可以不吃饭,路是不要人走就可以到的,炮子不会打死人,搞盲目冒险。这不是革命,是葬送革命!我们有些同志,对情况不分析研究,人家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葬家。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要当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要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一个学员听着听着,没等主席讲完话,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要克服鲁莽的毛病。”他的话音刚落,又个学员霍地站起来说:“不,主席讲的是我,我一定要去掉不认真分析研究实际情况的缺点,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革命者。毛主席的话,像汩汩泉水,滴到了每个学员的心里,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1937年的一天,主席给抗大学员讲《矛盾论》。开头,一些人对“矛盾”这个词一下子搞不懂。主席就打了个比方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 你,互相斗争,这就是事物的矛盾。

毛主席正讲着,瓦匠在房顶上修房,“叮叮当当”敲个不停。主席随即就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在房顶上敲打。我们要上上课,他要工作,这就发生了矛盾。主席还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两种思想,也在经常打架……主席讲得生动而有风趣,把一些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讲得浅显易懂,听课的老同志、新同志、教员、炊事员都豁然明白,真好像一把钥匙开了万把锁。

下课后,几个炊事员同志就蹲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起来。一个说:“长征中,毛主席的路线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当时我们炊事员是北上,还是南下,脑子里头也在打架。一想,还是北上,跟着毛主席路线走,战胜了跟张国焘南下的错误思想。”另一个说:“当时我还跟张国焘往南跑了一段路,跑到西康后,思想上又打架,才往回跑,到了毛主席身边。往后遇见事,可要多想想,斗争斗争,坚持正确的,战胜错误的,才能坚定地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选自《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我与郑律成写军歌

有的同志很关心《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是怎样产生的,编写的经过如何,还问我有什么经验。经验,实在谈不到。经过,当然可以说一说。其实,说来也简单得很，甚至不一定有什么说的必要。不过,既蒙垂问,就说一说吧。

那是在1939年八九月间,郑律成同志和我合作的。当时我们一同住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一个土窑洞里。那年春天,郑律成和我先后调来宣传科,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他任音乐指导。有一天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发现一首短诗，题作《子夜岗兵颂》，那是半年前在抗大做学员时写的，反映了自己夜间站岗放哨的一点感受。郑律成同志把它拿去,不声不响背着我为它制谱,用咏叹调写成了一首独唱曲;然后用他那带着浓重朝鲜族音调的清亮歌喉,唱给我听。这使我既惊奇又高兴,用力地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就经常催促我,要我作词供他写曲。他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我诚恳地答应了他。的确,火热斗争的旋律也时常冲激着我。不过,我新走上的时事政策教育的工作岗位,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迫使我不能立刻实践诺言。在这期间,郑律成同志把我抄在本本上的全部手稿几乎翻遍了,凡是稍微整齐的一些的,差不多都给“安上了音乐翅膀”,甚至200多行的《岢岚谣》,当时还不曾正式发表过,他也给制了谱。这使我非常感激,很快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同志友谊。不过,新的合作，还无暇开始。

这年7月中句、抗大教职员工万余人，在校长罗端卿同志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剩下郑和我，说是调转到即将在延安成立的抗大三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三分校政治部各科室人员、一时还没有调配齐全,处在这个过渡期间得到了暂时的空暇。“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让我们实现多日来的共同夙愿吧!”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彼此都不曾说出口，却是不言而喻了。

“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郑律成同志兴奋地这样说。

“什么大合唱?

“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也搞一部”的意思。当时《黄河大合唱》刚刚演唱过，“大合唱”这个词儿,好像就是由它开的头。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联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经过商量,包括《子夜岗兵颂》在内,总共要八首歌子,这个决定,并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说《八路军大合唱》,由八支歌组成,要的就是这个“八”字。

表面看,很突然，其实,是经过几个月的内心酝酿了,所以写得并不吃力,不到一周,歌词就算完成了:《军歌》《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唯一的合作者就是郑律成同志。先前是他为我现成的诗篇作曲,这回是我为他预成的曲子作词,所以处处得听他的。记得他曾要求,《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要韵律谐和，节奏要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的短句。诸如此类，只所能及,我都照办。只要他满意了,就算拍板定稿了。

我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同志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连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中间摆的一张白木桌子踏步转悠;意识到我在带着笑意注视，于是他就走出窑洞,躲到硷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制谱似乎比作词更费斟酌些,他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我的意见。作曲的时间拖得比较长,直到抗大三分校正式开学,这大约已是8月底9月初,全部编曲才算完成了。这时,郑律成同志已由组织决定,调到鲁艺音乐系去工作,我仍留在抗大三分校做时事政策教育干事。

郑律成同志虽然离开抗大,还经常回来教歌。三分校的每个连队,无论在行军途中,无论在集合会场,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这歌声洋溢在清凉、宝塔两山之间。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同志,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同志,宣传科科长张炳璜同志,对于这些歌曲,不只听熟,大约自己也会唱了,但他们并不曾查问过,这些歌曲是怎样传唱起来的。没有谁批准,小鸟儿翅膀硬了,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在这年冬季,《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还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一次晚会,由郑律成同志亲任指挥,进行专场演奏。此后不只抗大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传唱起来。

又经过半年多,大约在1940年夏天,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同志,邀请郑律成同志和我到文化沟口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告诉我们说,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抗战根据地,很受广大战士欢迎,并鼓励我们继续多写。后来,军歌和进行曲便正式刊登在《八路军杂志》上,这表示军委正式认可了它们。其余几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慢慢便唱的少了,只有军歌和进行曲经历了较久的考验。抗日战争胜利,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路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军歌》也便随而失去生命力,而《八路军进行曲》则相应被改订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继续被传唱着。

来源：三秦红色地标（延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