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市发现十二峰陶砚 多年悬案可了断

       去年夏季，西安大唐西市在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出土清理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于当年西市九宫格的西南和东南、据今地表1.8米至2米的唐代地层上，发现了两件形制接近、大小相次的深灰色山峦形陶砚。

　　第一件于2009年6月28日出土，该砚通高12.5厘米，周长61厘米，砚面径13.5厘米。其总体造型为山峦形，三足，带盂箕形圆砚。山峦分里外两区环绕于陶砚外沿，内区三峰、外区九峰、高低错落，左右对称分布在箕形砚面两端。两区间主峰上沿塑有一个椭圆形的水盂，盂口径2厘米，深3.1厘米。三足前两足略高于后足，使砚面略后倾。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三足和陶砚内区的主峰正面各塑有一个瞠目竖眉、肌肉发达的半蹲力士形象。

　　第二件陶砚略小、略有残缺，发现于同年8月15日。该砚造型与前者相似，但局部特征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从缺损的痕迹可以看出此砚为多足，砚面略圆下凹似水池，环于外沿的山峰间还有一断孔，颇似笔插。残足正面饰有堆塑的莲花纹样。

　　上述出土于西市的两件陶砚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但从其细腻的灰陶质地、相对完整的器型、清晰的唐代力士风格和莲花纹样可知，将山水湖色与文房用具结合并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宋人发明，唐代文人雅士亦有着湖石之爱好，因为同样的造型在唐代并不鲜见。上世纪50年代末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了一套三彩院落模型，院落中央有一件山峦环抱的三彩水池模形，其风格和构思与此砚非常接近。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峰陶砚”与西市出土的这方陶砚几乎毫无二致。但前者曾被认定的年代却是与此相去甚远的西汉。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峰陶砚”因亮相于古砚专题展览而引起时人的关注，遂被收入《砚史资料》渐为世人所重。而1957年发表于《文史参考资料》第10期之上的《记十二峰陶砚》一文则使这方陶砚不仅名声远播，且因其在年代上的错误定位而引起了一桩多年未解的悬案。人们在进一步的玩味、探索与研究中，对其断代大致提出了三种不同观点：

　　一、两汉说，主要建立在最初发布的西汉说的基础之上，进而从砚的功能和墨的改进角度提出了“东汉说”的观点。并见之于上海科技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之《文房四宝、纸砚》一书中，此说最具权威，也流传最久。

　　二、晚唐、五代说，主要以宋典籍著述“未见汉有箕斗形砚池和砚头雕塑山峦的记载”为依据。同时参照王靖宪著《古砚拾零》中收有一方“花摺足工艺的澄泥箕斗砚，亦定其为五代”的说法，并从唐代箕斗砚造型的演变提出“‘十二峰陶砚’，从山峦、人物等堆塑看都是唐代以后的风格……应当是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留物”。此说见之于《文房春秋》为收藏界的观点。

　　三、似唐代说，此说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对两汉古砚的认识兼及误区的商榷》一文中。文章着重结合典籍和已知古砚实物分析，对1957年发表于《文史参考资料》中《记十二峰陶砚》一文支撑其“西汉说”的几点论据即“砚形、山形、水滴、人像”提出了异议；梳理了中国古代砚台的种类、质地、用途变化及发展脉络；分析了唐代砚台造型、质地、式样等多样性的时代特征，进而主张“在未见类似汉砚出土之前，把它定位唐代之作是比较妥当的”观点。

　　上述三种对故宫博物院收藏“十二峰陶砚”年代的不同判断，一直是悬在学人和藏界爱好文玩者心上的未结之案。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三种判断各执一说均有着其符合情理的一面，但却又都建立在“此类实物未见任何著录”，造型也属“砚中之孤品”的基础之上，多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做出的比较、推理和判断。虽然言之有理、却难以断之有据。因此，笔者认为大唐西市遗址上被考古确断的唐代地层出土的这两件与“十二峰陶砚”十分相似的山峦形陶砚，可毫无辩驳地了断这场长达50余年没有定论的悬案。

　　（作者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