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陵与唐文化的主要特点 摘自《乾陵文化研究》
乾陵博物馆
在唐王朝（618－907）存在的289年中，除中宗李显之子少帝李重茂之外，共有21个皇帝（包括女皇武则天）君临天下，其中19个皇帝死后葬在关中，因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一陵，所以关中就出现了18座唐代帝陵，人称“唐代关中十八陵”。唐代帝王为何选择关中渭北一带山峦或塬上为自己的归宿、安息之地？从李渊、李世民父子开始，选择关中为陵地，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李氏家族自李虎起，“始家长安”[1]，其子孙皆为长安人。那为何选中渭河以北地带主要又依山为陵？其一，适宜安葬帝王的骊山脚下北塬已被秦始皇陵所霸占，咸阳塬上又被汉代诸帝陵所据有，因此唐代帝王只好向渭北山峦寻找自己的归宿地。其二，选择渭北山峦营建，可以依山凭险，居高临下，更加宏伟壮观，显示出皇权的高大无比，超越秦汉帝陵的磅礴气势。当然在选择陵地时都要附会“有龙盘凤翔之势”[2]，死后能安稳地长眠。其三，防盗。堆土成陵的秦汉帝陵，至唐初几乎全被盗掘，尽人皆知，故贞观九年（635）秘书监虞世南对唐太宗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3]因此，唐代君臣选择陵址时，大讲“薄葬”，“无藏金玉铜铁”[4]，透露出营建山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盗掘。
一、关中唐陵的代表
创建贞观之治盛世的唐太宗，晚年患有“气疾”。同许多帝王一样，他幻想长生不老。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他因食金丹中毒使病情加重，己巳（26日）死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年52岁。八月，葬入昭陵。
唐太宗的昭陵，是他自己选择并在生前营建的。贞观十年（636）十一月，葬已故文德皇后长孙氏于昭陵。这位太宗的贤内助临死前请求“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5]。
昭陵的特点可用几个“最”字来概括：昭陵位于今陕西礼泉县东北20余公里的九山。在18座唐陵中，九山最高，海拔1188米；陵园面积最大，周长60公里；陪葬墓最多，目前已确认有194座，陪葬总人数已远远超过200人[6]；在唐代，“因山为陵”最早。“因山而葬”古已有之，如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7]。至唐代，太宗与文德皇后合葬昭陵。据古代谥法：“圣文周达曰昭。”从此“因山为陵”这种葬制，遂成为唐陵的主要形式。在20座唐陵中占14座。在昭陵众多的石刻艺术品中，以“昭陵六骏”和14尊“诸蕃君长”石雕像为最著名。原来列于昭陵北麓祭坛之内的，有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六骏是6匹曾经伴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骏马。6匹骏马姿态各异，但都矫健雄伟，生气勃勃，是石刻艺术中的瑰宝。“昭陵六骏”采用浮雕法，技术娴熟，造型逼真，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雕刻家的卓越才华和精湛技艺。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致使这六骏石刻也备受欺凌，1914年在被盗过程中遭到破坏。飒露紫、拳毛被盗运到国外，流落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遍体伤痕的四具白蹄乌、青骓（音追，青白杂色的马）、特勤骠、什伐赤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用沉默向人们展示着不幸遭遇。在九山北面司马门（玄武门）内原有14尊“诸蕃君长”石雕像，其中有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高昌王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等。标志着唐王朝的疆域辽阔和国力强盛，也象征着天可汗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昭陵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雄伟壮丽的仿唐建筑——昭陵博物馆，坐落在李墓的周围。李本名徐懋功，才兼文武、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他原是隋末瓦岗军的主要创建人和将领之一。降唐后屡立战功、出将入相，高宗时是拥护武则天一派官僚的首领。总章二年（669）十二月病死，年76。高宗“为之举哀，辍朝七日”，陪葬昭陵，“所筑坟一准卫（青）、霍（去病）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德山，以旌破（东）突厥、薛延陀之功”[8]。墓前还依次排列着1对石人，威武庄重；左侧石羊，右侧石虎，各3只。它们又是那样的安详，神态自如，显示出一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奇妙结合。特别是墓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李碑》，又名《李神道碑》，由唐高宗亲自撰文并书丹，足见李在高宗与武则天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文臣武将，是十分珍贵的文物。在昭陵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极其丰富，主要是唐代的墓碑与墓志。昭陵大部分陪葬墓前有碑，几乎每座墓内都有墓志。原有墓碑80多通，现存昭陵博物馆内40多通，墓志20余方。碑刻多为楷书，也有隶、篆、行、草等书体。这些墓志碑刻不仅是唐代书法艺术的精品荟萃，亦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因此，张沛编著的《昭陵碑石》[9]，成为研究唐文化必备的参考书。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死后，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改明年为永徽元年。在永徽年间（650－655），他勤于政事，任贤纳谏，赏罚分明，处事果断，豁达大度；他继续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生产；他竭力维护国家统一，保持国力强盛。因此史家誉为“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10]。显庆五年（660）十月以后，高宗因患病委托则天武后处理部分政务，但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月，他仍然亲自掌管军事、外交大权，亲自裁决宰相任免等国家大事。他并无“昏懦”的表现，其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11]。唐高宗在位34年，则天武后辅政23年。两人之间虽不能说没有一点矛盾，但生活上是情深意笃的伴侣，政治上是志同道合的伙伴，这是从大量史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12]。武则天一生给唐太宗当了12年才人，后入感业寺当了3年多尼姑；二次进宫后，又当了两年多昭仪、28年皇后、6年皇太后、15年女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另外一个女人，像她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坎坷，遭遇过那么激烈的反对，又享受到那么多的荣耀，拥有那么高的权威”[13]。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女军事战略家[14]。被誉为盛唐文明的开拓者之一，当之无愧。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是女皇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葬陵。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夜，李治崩于洛阳真观殿，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15]遵照高宗的遗言、遗诏，七日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并有决定大事权。光宅元年（684）五月，武太后不顾陈子昂等人的反对，命睿宗护送高宗灵柩西返长安。八月十一日，葬高宗于乾陵。其陵位于长安西北，即八卦之乾方，故曰乾陵。《易经》云：“乾，天也。”高宗的尊号“天皇”，故曰乾陵。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军事政变，使中宗复位。十一月二十六日，女皇死于洛阳上阳宫，终年82岁。遗制：“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16]神龙二年五月十八日（706年7月2日），中宗遵照“归陵”遗制，不顾严善思等人的反对，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从上述史书记载可以判定，乾陵地宫等主体建筑，是从683年十二月至706年五月完成的。乾陵地面其它建筑及陪葬墓等，是中宗、睿宗执政时期（705年正月至712年七月）完成的。乾陵的营建总费时约28年。其中，从683年十二月至684年八月高宗葬入乾陵，这八个月工程进度最紧张，是由武则天负责策划、审议，指派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户部郎中、朝散大夫韦泰真为将作大匠，指挥军民10余万人共同完成的。在唐关中十八陵中，乾陵最具有特色：其一，整体气势最宏伟。乾陵建成的初期，可分地面城阙宫殿建筑和地下玄宫建筑。地面宫殿建筑，设置皇城、内城与外城。“规模宏大的乾陵陵园依照京畿长安的布局，其基本结构犹如唐长安城的缩影”[17]。如今乾陵地面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气势依然宏伟壮观。梁山主峰海拔1047.9米，乾陵玄宫就深凿建于其中；南部二峰东西对峙，俗称“奶头山”。宛若一位睡美人仰天而卧，头枕梁山，脚踏渭北平原。内城南门外司马道东西两侧，是石刻艺术荟萃之地。正如有的专家所说，“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乾陵的地面城阙宫殿已不存在，但相对而言，乾陵是关中十八陵中保护最好的一座，其规模之大，文物之多，景色之美，都是罕见的”[18]。其二，玄宫石门最坚固。《唐会要》记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19]《旧唐书》的记载与此相同：“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20]1960年参与乾陵隧道发掘的考古专家撰文证实，史书记载可靠，“乾陵筑于石山中，从别的地方打洞进去很不容易，而洞口石条封闭十分牢固，很难开掘。据此，可以断定乾陵不曾被盗过”[21]。其三，帝陵前两座巨碑。乾陵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夫妻皇帝之陵，已经独具特色。陵前又矗立着两座巨大的石碑，更加引人注目。武则天是一位敢想敢干的女强人，光宅元年（684）八月，在高宗入葬乾陵时，她令睿宗李旦在陵前树起早已刻好字的《述圣纪》。此碑文为武则天亲撰，唐中宗李显书写，当在683年十二月至684年二月中宗在位期间所为。此碑位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又名《七节碑》，因此碑从上到下用7块巨大石料衔接而成，象征“七曜”，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意喻唐高宗的文治武功犹如“七曜”照耀天下、润泽大地。据说原碑文5100余字，现仅存1630个字[22]。从中可以看出，武则天煞费苦心，竭力讴歌高宗在位34年的文治武功，“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而只字不提自己辅政23年的政绩。可以说，此碑文是对唐高宗“昏懦”说的有力驳斥；此座碑，是武则天为铭刻她与唐高宗37年间的真挚爱情而树立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无字碑》位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东侧，因有唐一代未刻一字，故名。《无字碑》是为武则天所立，怀疑者甚少；但何时所立，又为何立碑而不刻一字，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驰名中外的乾陵无字碑之谜。试图解开此谜的说法，包括我的“政局动荡”说，共有9种。今后还会有新说。但我认为，无字碑之谜的存在是件好事。无字碑的存在，使梁山更显高大；无字碑的存在，使乾陵更加宏伟；无字碑的存在，使武则天更具有魅力。武则天千古，无字碑永存[23]。
唐代皇帝陵，除关中十八陵之外，昭宗的和陵位于河南偃师，哀帝的温陵位于山东菏泽。唐朝末代两座孤独的唐陵，成为历史对亡国之君的嘲弄。关中十八陵中，只有昭陵、乾陵两座，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一座唐陵，它不是皇帝陵，而是“号墓为陵”，也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陵。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二、乾陵文化的主要内涵
唐陵文化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陵是“唐陵之最”，唐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其一，乾陵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其二，“乾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周围40公里，实为唐代皇陵之最”[24]。其三，在唐十八陵各博物馆、文管所中，唯有乾陵博物馆从2005年起创办专刊《乾陵文化研究》，每年出版一期，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现已出版9期，影响广泛。
1 . 高宗、武则天时代的盛唐文化
唐陵文化，首先应包括每座唐陵陵主人所处时代的文化。高宗、武则天时代的盛唐文化，辉煌灿烂，我已有两篇专文论述[25]。仅就科举来说，高宗创建了制举，发展了科举制；武则天创立殿试和武举，使科举制度更加蓬勃发展。高宗时期（649－683）中进士者555人，武则天独掌政权时期（684－705）中进士者464人。高、武时期共有1019人中进士。这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前官僚队伍的成员主要由门阀士族及其子弟组成；其后，则主要由进士出身的学人任官僚、执掌相权。进而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2 . 乾陵的建筑艺术
唐陵建筑是唐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陵墓文化的重要内容。诚如文物专家所言，“唐陵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建于高原的覆斗形土冢，包括献（李渊）、庄（李湛）、端（李炎）、靖（李儇）四陵；另一种是利用山川的自然形式，在山南面开凿墓室而成陵，其余十四陵墓均属此类”[26]。乾陵整个建筑布局，充分展现了“因山为陵”的模式。它利用梁山主峰（海拔1047.9米）和南面的两个东西对峙的小峰，作为布局的骨架，确实宛如一位巨美人仰面躺在那里。据文物专家根据有关资料推断，乾陵陵园内的建筑仿照唐长安城格局营造。这个推断是可信的。迄今地面宫殿建筑群虽早已不复存在，但考古工作者中的画家、制图师，依据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图》、文献记载、实地勘查再加以想像而绘制出来的乾陵古建筑复原图，还是那么宏伟壮观，令人痴迷。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乾陵建筑艺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3 . 17座陪葬墓
乾陵的陪葬墓，分布在梁山山麓东南一带。史书记载有16座：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王李守礼、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兴公主、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卫将军高侃等[27]。另一座是尚书右仆射杨再思墓。史载，杨再思于景龙三年（709）病故，“赠特进、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谥曰恭”[28]。这17座陪葬墓，是乾陵文化的17个闪光点。从1960年8月开始，文物部门先后发掘了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及李谨行墓、薛元超墓，特别是前三墓，出土文物之多，壁画之精美，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从此乾陵扬名海内外。自2005年《乾陵文化研究》创刊以来，新一轮研究乾陵文化热潮掀起，不仅探讨乾陵陪葬墓墓主人的论文不断问世，其专著继《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拜根兴、樊英峰著）之后，《懿德太子与懿德太子墓》（樊英峰、拜根兴著）、《章怀太子与章怀太子墓》（樊英峰、洪海安著）等著作，亦将陆续出版。
4 . 乾陵的石刻艺术
据有人统计，“唐代关中十八陵，原有石刻（不包括陪葬墓）共1084件，现在包括残件在内仅存496件”[29]。其中现存石刻件数最多的当属乾陵。乾陵石刻较为集中地分布在陵园朱雀门外，玄武、青龙、白虎三门较少。内城四门各有1对石狮，北门立6匹马（今存1对）。其余均集中排列在梁山主峰之南坡、南司马道第二、三道门之间，分东西两排。计有1对石狮;石狮之南有61尊蕃臣像（东群29件、西群32件）；朱雀门西阙楼之前的述圣纪碑，朱雀门东阙楼前的无字碑；两碑之南有10对石人像（亦称翁仲）；石人像之南有仗马和马夫5对；仗马之南有鸵鸟1对；鸵鸟之南有翼马1对；翼马之南，第二道门内有高大的华表1对。堪称“唐代石刻艺术露天博物馆”。
这些盛唐石刻艺术的精品，不仅吸引众多游人的眼球，而且招徕许多专家学者的倾心研究、热烈争论。例如鸵鸟，原产于非洲，后由波斯（今伊朗）传入中国。“所以，石刻鸵鸟是一千多年前，唐朝同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物证”[30]。近年来有文物专家提出“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他认为“乾陵神道石鸵鸟形制与古射中所记之射侯非常相像”，“所以，石鸵鸟应当是仿古射侯而设”[31]。此说发表不久，另一位考古专家便撰文反驳，认为“唐代，谒陵，不需要经过射礼的遴选”，“石鸵鸟与射侯是两码事”，并问“鸵鸟若为射侯，侯道设在何处？”[32]
再譬如，关于乾陵61尊石人像的讨论。这61尊石人是何身份？上世纪80年代以前，较普遍的看法是，这是为参加高宗葬礼的61位宾王刻石立像，所以叫“六十一宾王像”。但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专家经过考释，认为这是为参加高宗葬礼的国内各少数民族酋长、当时唐朝各级官员刻石立像，不应称为“宾王”，而应称为“蕃臣”，并确认36尊石人像是国内原少数民族酋长即诸蕃君长[33]。此说后来较为普遍流行，至1995年乾陵“六十一宾王像”说明牌遂被“六十一蕃臣像”说明牌所取代。但人们要问：确认36尊石人像为国内诸蕃君长，那另外25尊石像又是何身份？其定位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曾在韩国攻读博士学位，如今为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的拜根兴，对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史颇有研究，著述甚多。他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断定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东群东南角的一尊石像为新罗使者。此说得到韩国专家的认可[34]。另外，61尊石人中仅有两尊人头残存，其余皆无头，是何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毁于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的关中大地震[35]。此外还有“原竖64尊，现在60尊（误为61尊）说”[36]，都值得进一步揭谜，使石刻艺术的研究更加光彩夺目。
5 . 唐墓壁画、线刻画在乾陵17座陪葬墓中，规格最高的当属“号墓为陵”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以及章怀太子墓。三墓中出土的100多幅壁画，题材广泛，制作精美，绚丽多姿，人物逼真，形态各异，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幅幅堪称无价之宝，在乾陵文化中，是迄今最辉煌灿烂的部分。如章怀太子墓中的《打马球图》《狩猎出行图》《观鸟捕蝉图》《礼宾图》（亦称《客使图》），永泰公主墓中的《宫女图》（亦称《仕女图》），懿德太子墓中的《阙楼图》《车马图》《驯猎狗图》等等。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唐代前期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建筑、文化状况、各民族关系、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乾陵石线刻画是指以刀代笔，以石为纸，利用白描形式而雕刻出的一种艺术作品，它是隋唐陵墓石刻艺术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37]。著名的线刻画有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画——赏花嬉鸟图等。
6 . 乾陵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质生活用品和捏塑艺术用品的总称。“三彩”是多彩的意思，并非指三种色彩。釉的颜色有黄、绿、白或黄、绿、赭等，交错使用。唐三彩是我国彩陶艺术史上的奇迹，色泽绚丽夺目，造型逼真生动。其中以上述三座陪葬墓出土的三彩俑、三彩马最著名，数量亦最多，多为随葬用品。有专家统计：永泰公主墓出土81件，章怀太子墓出土262件，懿德太子墓出土143件[38]。
乾陵文化的特征及学术价值，是唐陵的典型代表，是盛唐文化的辉煌体现。它生动地反映了唐朝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三、唐文化的主要特点
唐陵文物的丰富遗存，与史书文献记载的唐文化，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更能彰显出唐文化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影响广泛。
1 . 继往开来，南北交融
众所周知，秦汉以前的古代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特别是汉武帝使国家强盛并派了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后，逐渐形成融合各民族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化。但自西晋灭亡至隋灭陈之前（317－589），长达270年的南北分裂，又造成传统文化的重新分裂。而隋的统一又很短暂（589－618），实际不足30年。因此至唐初人们还能感受到南北文化的裂痕。有人认为唐文化主要来源于南方宋齐梁陈文化，这一看法不够全面。实际上，唐文化既来自其前的南方，亦继承了北方文化的优秀传统。例如唐初行之有效的均田制，便是来自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导致大唐前期国力强盛的府兵制，来源于西魏宇文泰的创造。这是古代鲜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又例如，唐初史家李大师不满意“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39]的地域偏见，开撰南北文化融合的史书；其子李延寿继承父志，撰成《南史》《北史》，纠正了以往修史的地域偏见。再譬如，唐太宗在以儒学治国的过程中发现，长期国家分裂已造成南、北儒学的很大差异，各有不同的版本和注疏。于是他先命颜师古等人统一《五经》（《周易》《尚书》《毛诗》《左传》《礼记》）。贞观七年（633）完成并颁行天下；其后，他又命孔颖达等人统一《五经》注疏。至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40]。由此可见，国家的统一，对于文化的发达至关重要。
2 . 胡汉结合，异彩纷呈
由于唐朝前期的皇帝具有鲜卑族的血统，唐太宗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推行各民族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以下诸帝包括女皇武则天都继续推行各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使唐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胡化倾向[41]。主要表现为：婚姻礼俗受鲜卑、突厥等族的影响，妇女贞节观念极其淡薄，改嫁成风；喜欢吃胡饼，穿胡服、戴胡帽，我们从昭陵、乾陵陪葬墓壁画中，可以看到其绚烂的风姿；乐舞充满胡音、胡调、胡姿。西域三大乐舞（胡旋、胡腾、柘枝）在长安、洛阳等地盛行[42]。杨贵妃擅长胡旋舞，并主演《霓裳羽衣舞》。胡人安禄山为取媚唐玄宗，晚年“腹垂过滕，重三百三十斤”，但“作胡旋舞，疾如风焉”[43]。与此同时，入居内地的胡人，读《五经》，学儒学，逐渐汉化。这种胡汉结合、交融，使大唐文化绚烂多姿，异彩纷呈，充满生机，更具有魅力。
3 . 三教鼎盛，共同发展
传统儒学创始于孔子、孟子，故又称孔孟之道，发展至隋唐之际，与道、佛二教并称“三教”。道教创始于东汉中后期，追尊春秋后期的老子为创始人。佛教创始于古印度，因其始祖为释迦牟尼，故又称释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内地之后，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至唐初有很大发展，形成各大宗派，并逐渐中国化。
唐朝21帝中，除后期唐武宗重道灭佛之外，都不同程度地尊儒信道崇佛，只是各个时期各有侧重。特别是前期几位皇帝，竭力推行三教兼容、共同发展的宗教政策。唐高祖李渊尊儒，“颇好儒臣”[44]。太宗更喜欢儒术，说他与儒学的关系，就像鱼与水、鸟和翼的关系，“失之必死，不可暂无”[45]，尊孔子为“先圣”。高宗还亲临山东曲阜，“幸孔子庙，追赠太师”[46]。武则天当上女皇后，以自撰的《臣轨》为治国纲领[47]。而《臣轨》的中心思想，是儒家的“臣事君以忠”。唐高祖信道，自称自己是道教始祖李聃的后代，下令道教为三教之首。太宗亦多次讲自己是老子的后代，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以道教为养生之术，遣道士胡超于嵩山上放置“除罪金简”，“乞三官九府，除武罪名”。高祖、太宗虽不痴迷佛教，但亦不打压佛教。太宗对玄奘法师非常敬重。高宗、武则天都崇佛，乾封元年（666）正月登泰山封禅之前，二人在灵岩寺住了七八天[48]。武则天不仅信佛，还利用佛教《大云经》为当女皇制造舆论。唐代前期诸帝的尊儒信道崇佛，促使三教鼎盛，共同发展，因而带动了科举、书法、乐舞、建筑、文学艺术、历史学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姿，争奇斗妍。
4 . 博大精深，影响久远
博大，就是广博宏大，包括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精深，就是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杰出代表，都有传世精品。如大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玄奘法师，大军事家李靖、李，大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张旭，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杜牧，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等，不胜枚举。在史学方面，有唐朝前期完成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南史》《北史》，在正史《二十四史》中占了8部，人称“唐八史”[ 4 9 ]。另外还有《史通》《大唐六典》《通典》等著作。《唐律疏议》被称为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世界法系之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唐文化对其后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明清的文化都有重要影响。迄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其中的传世佳作，皆为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唐代的传世文物，如昭陵六陵、乾陵壁画、大小雁塔、大明宫遗址，等等，皆令游人流恋忘返，称赞不已。唐文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方诸国，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唐“贞观之治”传入日本，引发孝德天皇从大化元年（654）开始的“大化革新”。在日本入唐僧中，吉备真备和空海回国后，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及草书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在日本广泛传播唐文化。唐文化不仅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国宝，而且迄今仍然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形成世界公认的环太平洋的“唐文化圈”，应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1]《资治通鉴》卷185高祖武德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771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20《陵议》，中华书局，1955年，第397页。
[3] [4]《唐会要》卷20《陵议》，第393页。
[5]《旧唐书》卷51《文德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6页。
[6]参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7]《汉书》卷4《文帝纪·赞曰》，中华书局，1962年，第134页。
[8]《旧唐书》卷67《李传》，第2488页。
[9]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
[10]《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条，第6270－6271页。
[11]详见拙作《唐高宗“昏懦”说质疑》，刊《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
[12]见拙作《唐高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乾陵文化研究》（三），三秦出版社，2007年。
[13]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2版），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14]详见拙著《武则天》，西安出版社，2007年，第229－261页。
[15]《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第112页。
[16]《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32页。
[17]樊英峰、雒长安、张永祥：《乾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8]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19]《唐会要》卷20《陵议》，第396页。
[20]《旧唐书》卷191《严善思传》，第5102页。
[21] [40]杨正兴：《乾陵》，载《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
[22]樊英峰：《武则天与乾陵〈述圣纪碑〉》，载《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23]详见拙作《论乾陵无字碑之谜》，原载《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后收入拙著《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三秦出版社，2008年。
[24]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25]详见拙作《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拙作《论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贡献》，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三秦出版社，2004年。
[26]《唐十八陵》，第24页。
[27]《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14页。
[28]《旧唐书》卷90《杨再思传》，第2919页。
[29]《唐十八陵》，第184页。
[30]《唐代帝王陵墓》，第99页。
[31]秦建明：《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文博》2006年第3期。
[32]韩伟：《〈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驳正》，载《乾陵文化研究》（三），三秦出版社，2007年。
[33]陈国灿：《唐乾陵石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1980年第2期。
[34]拜根兴：《唐朝与新罗往来研究二题——以西安周边所在的石刻碑志为中心》，《当代韩国》2011年第3期。
[35]王晓莉：《乾陵61尊石人像有关问题再探讨》，载《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年。
[36]《唐代帝王陵墓》，第106页。
[37]樊英峰：《关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载《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
[38]《唐十八陵》，第359页。
[39]《北史》卷100《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40]《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71页。
[41]详见拙作《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4期。
[42]详见拙作《隋唐时代的西域三大乐舞》，台湾《历史月报》1997年第1期。
[43]《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第5368页。
[44]《旧唐书》卷189《儒学传序》，第4940页。
[45]（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5页。《资治通鉴》卷192太宗贞观二年条，第6054页。所载与此略同。
[46]《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第90页。
[47]《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二年条，第6490页。
[48]《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二年——乾封元年，第6346页。
[49]参阅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第九章第四节《唐代八史》，第345－350页；牛致功撰该书《绪论》，第1－2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赵文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